五

    这种关怀或许部分源自他对故乡、对本民族的深厚情感，但他学术方法的严谨与求真态度的执著，使他的识见越过个人情感而更显坚定与诚恳。 
    “民族问题，简单地说就是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本书P11），这是马通对“民族问题”提出的精辟界定。而“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基本上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民族的关系问题，其核心是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本书P11）。在《甘肃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探讨》在这篇长文中，马通历述上自三代下至新中国甘肃地域的民族与民族关系，并精辟地提炼出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八个字：压迫、反抗、交流、融合。正是因为对历史纵深的理解，所以他对新中国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之“新”有着更深刻的体悟。 
    民族之间或不同人群之间，之所以会产生矛盾，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疏于相互了解，缺乏相互尊重。清代的几次大的回民反清起义，其根本原因则是统治者狭隘、错误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处理民族问题时粗率、蛮横、武断的方式。这些问题，在本书所收的《清咸、同年间西北回民自卫反清中一些问题的思考》、《评左宗棠治“逆回”和治“土匪”的方略》、《再论马化龙的受抚与被害》等文中，反复申说，他的立场是反对暴政、反对战争，提倡民族平等、自由的人道主义立场。 
    此外，论甘肃回族来源及变迁、《中国伊斯兰教门宦与西北穆斯林》、《基布兹与西道堂》、《巴布的思想》、《兰州“东拱北”问题》、《阿拉伯人的头箍、头披巾与中国穆斯林的黑、白布帽》、《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论郑和以及十篇回族历史人物专论，都秉持实事求是、严谨有征、不偏袒、不夸张的学术立场，体大思精，持平持中，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与结体谨严、深思熟虑的专业论著相比，回忆、纪事等杂著，或怀人，或感物，往往得自不经意之间，所以率性自然，直抒胸臆，是探寻一个学人学术心路的重要文献，也是专业论著所无法替代的。 
    马通的治学，文本与调查并重，并认为这是“开展回族学研究的主要途径”（本书P28）。他呼吁抓紧时机搜集整理老一代人的亲身经历，“抓紧时机做好这一工作，对写好回族史是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用马通的话说，这些都是“活材料”。 
    本书收录的几篇杂著，写作时虽无将之经营为“活材料”的“有意”，但是呈现给我们的却是那些尘封的岁月和作者曲折的心路，值得珍视。比如《古稀回顾》、《关于撰写〈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的目的与意义》、《怀念马青年同志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比如《马重雍先生事略》、《忆富春，谈往事》、《新中国成立初期临夏民族问题研究》、《怀念增列，述说〈新录〉》、《悼念秦中同志》等，比如三篇文思并茂的“访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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