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对于历史学而言，研究的方法固然千条万条，但是研究的目的，只有一条，那就是“求真”。 
    近代以来，面对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与强国富民的时代主题，关乎物质、技术、应用等层面的自然学科勃兴，而关乎精神、伦理、道德等层面的人文学科，渐次衰歇。史学等人文学科的经世价值，也渐渐被人忽视，也很少有契合的场域，甚而有人抛出“史学无用”的论调。 
    然而，于此适成反调的是，民族学和宗教学的经世价值，却随着旧社会、旧观念、旧政策的崩解和新时代、新文化的崛兴，而愈来愈受到重视。 
    马通对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研究，虽有对人、事、物的缜密考订，如论东乡族族源、论郑和、论关里爷、论西道堂、论马化龙、论门宦制度，等等，但更多的，在我看来，则饱含着以“求真”为基石的以史为鉴、学以致用的经世之心。他主张将民族工作与民族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将宗教工作与宗教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样的观点，二十余年，一以贯之。他曾说，“宗教学研究工作者应当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而以应用研究为主”（本书P18），“一个宗教管理工作者，也应当是一个宗教研究工作者”（本书P25），这是他发表于1985年的《论宗教研究与宗教工作的关系》一文中的话。“研究民族问题，既要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民族问题的研究上，也要重视历史上民族问题的研究与总结。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才能正确解决现实的民族问题”（本书P12），这是他2002年在三亚全国回族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民族问题与回族学研究》中的话；“民族研究工作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P14），这是他发表于2005年的《民族研究工作需要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发展和创新》一文中的话。 
    而他的研究方法，如他所说，“是以调查研究为本，以事实为依据，不夸张，不偏袒，做到实事求是”（本书P2）。他还说，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对人对事要以诚实为贵；二是“说话做文章要留有余地，处事不能绝对化”；三是“研究问题要有创新”。（本书P13） 
    在发表于2007年的《论民族与宗教问题》一文中，他冷静而客观地重申以往的观点，并对一些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稳定的现象深感忧虑，比如，被横扫的封建特权又有复活迹象，教民的经济负担增加；比如，有的教派分家后，在干尔麦里时，有时会发生打架等事件。如此种种将影响教内团结和社会稳定。（本书P10）这就不仅仅是学以致用了，而是一个老者的谆谆告诫，注入的是深厚的情感和关怀。 
    这样的关怀尤系于民族教育问题，他说“我们这个民族落后的症结就是缺乏人才，因此要抓教育，要培养人才”（本书P12），这个观点，他一再申说，并正视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比如《甘肃少数民族教育浅谈》和《试谈穆斯林兴办经学学校问题》等文，提倡改进中国穆斯林的经堂教育，主张“阿拉伯语学校要重视汉文和民族史教学”（本书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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