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不会死，因为有爱书人在。书作为一种获取知识的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物质形态一定会存在下去。”1月14日的北大培文举行的新年座谈会上，北大教授戴锦华说。

　　学者探讨纸质出版前途

　　“书不会死，因为有爱书人在。书作为一种获取知识的方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的物质形态一定会存在下去。”1月14日的北大培文举行的新年座谈会上，北大教授戴锦华说。

　　北大培文教育文化有限公司是北大下属文化产业公司，出版侧重学术文化类图书。在前天举办的答谢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等二十多名培文的作者出席，并就纸质出版与学术出版等话题展开讨论。

　　纸质出版的机会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认为，2013年是纸质出版灾难性的转折点：“这是一个全球同步的信号，但所有的信号到了中国就有某种变形和放大。”

　　除了大环境变化，作者心态也有变化。66岁的李零介绍说，过去出一本书非常不容易，在出版社可能要耽搁十几年才能出版，“那时出书特别难，要怄很多气，很难受。但现在出书变得太容易的时候，却感慨自己没劲了，写不了太多的书，觉得写书后面也没有太宏大的意义了。”

　　北大法语系主任、傅雷翻译出版奖评委主席董强认为出版仍然存在机会，“现在读书已经不再是被大众特别追求的、排在第一位的获取知识的方式，但是人们期待好书，这一点没有改变。”

　　戴锦华延伸了这一观点。她认为，即便现在的数码媒介对纸质出版物构成了巨大冲击，但纸质出版物仍是最有价值的资料库来源。“人们从出版物当中获取第一资源，或曰有效资源，然后放到网上去，通过数码方式分享。”在此基础上，她认为出版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什么内容值得出版成书，什么书人们愿意买回去摆在书架上，而不仅仅是通过下载获得信息。”

　　做什么样的书

　　北大培文总编辑高秀芹介绍说，在互联网时代做书，需要强调书的形式，做成不可替代的产品，通过形式唤起人们对纸书的神圣感，进而加以收藏。

　　在形式之外，与会专家也就学术出版的可能方向展开讨论。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王岳川认为，目前向西方介绍中国20世纪学者的出版物还比较匮乏，“挑选出中国20世纪重要的思想人物，做一套中英对照的传记，一定有重大意义。”除了传记，王岳川认为，学术出版中尤其应该注重学术史的出版。“我们知道季羡林，知道他是留德十年的专家，知道他是‘文革’十年的老人，后来传说他是家产上亿的富豪，也有说他是受到国务院总理器重的名流，但他作为一个学者，他的成就是什么呢？学术史应该承担这样的工作，它是一部淘汰的历史，这个过程很残酷，需要把不重要的东西一一剥离，让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屹立于学术之林。”

　　戴锦华说：“今天每一个出版人都必须有自己的规划，要了解全球整体的知识、思想、文化状况，然后落到自己身上，在特定转折点上的中国文化中扮演什么角色，从而建立自己的品牌，建立读者对出版社的信任度和选择的参照度。”

作者：佚名　来源：中国图书出版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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