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社长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热情、勤奋而踏实。姓名中有一个奕字，也确可称是神采奕奕。在一众出版社社长中，如此年轻的实不多见。从她与记者对话的语气中，不难感受出她对甘肃文化出版社多年来的重要成就所持有的那种如呵护子女一般的自豪与骄傲。说到成就，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出版物就是《甘肃史话》，这一部合计由百集书目、汇集数百名甘肃本土著名历史学者心血凝结而成的浩瀚书卷，几乎最大程度的梳理了甘肃这一片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土地上，那些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曾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这在甘肃出版史上，尚属首例。从一城一县的城史县志，到甘肃著名文化象征物的历史，对于任何想了解甘肃历史全貌的人来说，当属一部必不可少的工具书。
    《甘肃史话》丛书从2004年底开始组稿，编辑人员跑遍了陇东、陇南、陇中、河西、甘南、临夏等地，召开组稿座谈会10余次，各地参与“史话”书稿编写的文史工作者和有关领导共计二千多人。参加编纂书稿的人都是当地有影响的文史工作者，他们熟知当地史迹，了解地理人情，因而写起来驾轻就熟。由于要求高，工作量大，在编纂过程中经常要加班，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他们给我们的是一个背影，奉献的则是一餐文化盛宴。《甘肃史话》丛书各市、县分册陆续出版后，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对全省大部分市、县来说，本地“史话”是当地第一部系统描述县情的图书，并且这套以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为编写原则的丛书，凡是有一点阅读能力者皆能读懂。因此，“史话”成了当地最好的县情教育读本。众多的县将此书下发给干部职工，有些县还把“史话”当做学校乡情教育课的教材。有许多县把“史话”当成了提供给游客的旅游指南，成了向客人介绍县情的权威材料。 
    《甘肃史话》系列丛书的出版，也让甘肃文化出版社梳理出自己发展的方向。他们把目光停留在甘肃本土，在确定了西部的、民间的、民族的文献出版的发展方向之后，又瞄准了与民族文化紧密相关的相邻省份，跨越式地走出了甘肃，挑起了挖掘西部文化资源的担子。这也使得甘肃文化出版社一举成为少数民族文献出版的生力军。

民族文化的拓展

    王社长谈起了2010年获得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回族典藏全书》时，充满了骄傲和自信。《回族典藏全书》是迄今为止最原始、最权威、最完整的大型回族典籍，是我国首部少数民族大型文献集成，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一是悉数收录1949年以前历代回族先贤的传世经典，以古籍的四部分类法看，包括了经、史、子、集四部分，包揽之广、门类之多，史无前例；二是所辑文献多为珍稀古本，以《敦悦堂马氏宗谱》、《经学系传谱》等为代表的绝世典籍，均系世所罕见的孤本善本，版本价值独一无二；三是经严谨考证，将学术界对其族属存疑的历史人物确认为回族，并首次将其失传多年的著述纳入丛书，考证挖掘出一批新文献，属学术首创；四是首创“搭配本”、“仿古排印本”等古籍整理的形式，使缺失多年的珍稀文献完整再现；五是首次以数码技术搜集整理文献，以数字化技术修版再现文献原貌，使诸多珍稀古籍以全新的面貌继续传诸后世，可谓民族古籍搜集整理史上的创举。
    《回族典藏全书》的问世，为甘肃文化出版社换来了第一个图书类国家奖项。而这个莫大的鼓励，毫无疑问为出版社的上上下下，都打足了气。    

文化遗产的挖掘与搜集

    王社长谈起《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的出版历程，更是如数家珍。这部获得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的文献，是由甘肃文化出版社编辑人员深入宕昌藏族家中，将珍藏多年的古本孤本苯教文献，一一“请出”，拍摄成册。该套文献影印出版了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最古老的大型苯教典籍，典籍共31函，560卷，分藏于甘肃宕昌簸箕、官鹅、新城子等几个乡的十几户藏民家中。
    经有关专家初步鉴定，文献中既有相当数量古藏文创制前藏文雏形的象形文字，也有用古象雄文文字写成的，均采用传统的梵箧装保存。其内容涉及苯教法师祈祷经文、禳灾防祸时的咒文、苯教祭祀史料及古象雄时期藏族先民社会生活、民情风俗等。从文字、内容等方面分析，可以初步确认是公元5～6世纪之前的苯教文献，在国内外藏学界均引起了巨大轰动。此套文献发现后，中国著名苯教研究专家、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院长才让太及藏学家班班多杰等著名学者均认为，这套文献是“藏经洞式”的重大发现，是从事藏族古代史学、文字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研究的不可多得的资料宝库，出版的影印版系百年难遇的学术硕果，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话谈及此，王社长无不感慨的对记者表示，自从这一套文献引发学术界广泛关注后，宕昌本地苯教文献却因引起轰动而导致民间其他散本流失严重。所幸甘肃文化出版社抓住了这一次难得的机遇，为相当多的珍贵卷册留下了完整的影像资料，保留了甘肃地区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大量的散见于民间的历史文献的挖掘、整理和出版，更让甘肃文化出版社挖出了一座富矿，那就是沉下去，走出来，把那些仍然存活于民间的文化遗产，更鲜活的展现在世人面前。用王社长的话来说，这样的工作，这样的图书项目能在甘肃文化出版社这样一个相对小的出版社里得以完成，对于一个从事出版行业的人来说，时刻都能在内心中激起莫大的责任感、荣誉感和满足感。
    在出版集团林立、新业态崛起的大环境下，甘肃文化出版社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王奕社长倍感欣慰。而我们则从中感悟到了一个出版人为甘肃华夏文明的传承所付出的努力与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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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给甘肃青年的读书建议

     王奕从1997年进入甘肃文化出版社，以一名普通员工的身份，凭借踏实勤奋的精神，一步步走上社长的位置。带领甘肃文化出版社在文化遗产工作方面竖起了属于自己的一面旗帜。凭借着她从事出版行业这么多年的经历，王奕为青年一代提出了一些读书建议。

    一要博，即博览，经学史乘等经典之学全部纳入读书计划；二要深，即深度阅读，从古至今，读书方式有一目十行型，水滴石穿型，囫囵吞枣型等，无论哪种形式，都应深入，由表及里，去粗取精的去读，正如华罗庚倡导的厚薄法一样，由厚到薄，再由薄到厚；三要专，专业是立身之本，要在博览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专长，制定专业图书阅读计划，使自己在某个专业、某个领域达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专的境界；四要悟，既要多体悟书中要义，产生自己的心得，又要做到在反思中进步，在感悟中成长。

    就当今的文化现状来说，文化遗产是否能被大众所知，不能仅仅专注于挖掘以及再整理，而文化遗产的展示以及出版物水平，同样是决定其文化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甘肃文化出版社作为甘肃省九家出版社中最年轻的一员，在甘肃省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出版方面，却展现出了别样的风采。

（转自甘肃青年报2013.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