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的悲壮历史在文学作品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
——在《回惊天下》读者见面会上的发言
陈自仁
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回族形成较晚，情况却最为特殊，命运最为坎坷。清代，回族受尽迫害，境遇艰难，屡次反抗，屡遭镇压，几近灭种灭族的边缘。令人遗憾的，回族的悲壮历史，在文学作品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以致回族的历史，几乎被普通百姓淡忘了，甚至连一些回族群众，都不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失去了应有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更怕的是，回族的一些历史断面，被人为地误解了；回族对祖国的杰出贡献，被人为地忽视了。即使今天，对回族的历史和生活习俗，还有很多错误的解读，对生活在今天的回族同胞，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据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国回族人口1058.6万，在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排名第二，仅自于壮族。回族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北的回族占其人口总数的50%以上。回族人口如此众多，描写回族英雄和历史的文学作品，却寥寥无几，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值得深入反思。
（一）
有人说，明朝的江山，有一半是回族打下来的。明朝的开国元勋中，回族将领很多，被明太祖朱元璋封为王爷和国公者，就有八九人之多，如黔宁王沐英、开平王常遇春、凉国公蓝玉、宋国公冯胜、越国公胡大海、齐国公丁德兴、郑国公常茂、郢国公冯国用，等等。由于这个原因，回族在明代的社会地位，总体上高于其他少数民族。
那么，到了清代，回族的社会地位为什么急转直下、一落千丈呢？《回惊天下》的责任编辑、甘肃文化出版社总编辑、著名评论家管卫中认为，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清朝统治者认为回族“不敬天地，不祀神祗，另定宗主，自为岁年，党羽众盛，济恶害民”。换句话说，回族认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认定真主至上，而不是皇帝至上，只拜真主，不拜皇帝，这一点，让清朝皇帝无法接受。
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清朝统治者从内心深处，对回族不信任，采取戒备和防范态度。回族将伊斯兰作为自己的崇高信仰，同时将伊斯兰作为自己精神连结的纽带，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防范和戒备，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允许回族有自己的军队。其实，在当时，很多藩王、土司，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可是统治者唯图不允许回族有自己的军队。其根本原因，还是惧怕回族。他们想利用剃发留辫打击回族的尊严，然后利用甘州回军入川攻打张献中余部的机会，消灭甘州回军。结果，导致了清代的第一次回民反清起义。
历史上，小规模的回族反清起义数不胜数，大的起义就有五次，除了咸丰年间的杜文秀起义发生在云南外，其他四次起义都发生在西北。西北第一次大的回族反清起义，即顺治年间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是回族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是整个民族噩梦的开始。第二次大的回族反清起义，是乾隆年间的苏四十三起义，接着是田五起义，最后是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
（二）
如前所说，早在第一次回族反清起义之前，清朝统治者已把回族打入了另册。此次起义之后，回族几乎成了统治者的眼中钉、肉中刺。特别是乾隆年间的苏四十三及田五起义之后，统治者对回族的敌视和防范，达到了前所却未有的程度。以至《大清律例》中，专门用于惩治回族的条文就有十三条之多。
例如，《大清律例·窃盗律》规定，盗窃者如为初犯，在右小臂刺“窃盗”二字；再犯，在左小臂刺“窃盗”二字。而回民盗窃，不管是初犯还是再犯，一律在左右小臂和脸上，同时刺“窃盗”二字。再如抢夺财物，汉民十人抢夺财物，才算结伙抢劫，回民三人抢夺财物，即算结伙抢劫。回民结伙抢劫，如果分得财物，不分主犯、从犯，一律斩首；如果没有抢到财物，一律发配云南、贵州、两广边疆烟瘴之地充军。对此，清朝统治者的说法是：“回民犷悍成习”，“仅照常例办理，不足示惩。”
在《大清律例》的具体应用中，官府对回族惩处之严酷，手段之残忍，又往往超出律例规定。在对回族所谓的“谋反、谋大逆”等罪的处置上，在清代早期，官府要宽容一些，一般不分首犯、从犯，一律处死，“年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到了清代后期，特别是同治年间的回族起义失败之后，官府对回族采取了灭绝人性的“株连九族”、“斩草除根”的办法，除成年男性全部诛杀，其“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外，对起义首领的后代，凡年满十一岁的男孩，“均交内务府阉割，发往新疆等处给官兵为奴”。不满十一岁的男孩，先关入大牢，等年满十一岁后，再进行阉割发配。
我们从左宗棠《审明叛逆眷属按律议拟折》中可以看到，大批回族首领的后代被阉割发配。这些孩子被阉割发配后，要么很快悲惨地死去，要么在忍辱含垢中度过余生。田五起义失败之后，经乾隆批准，赏给各省官兵为奴的回族子女，就有四千多人。清王朝这种灭绝人性的做法，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在清代，没有一个少数民族民族，像回族这样历经苦难，惨遭杀戮，仍然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可以说，清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对回族来说，就是一部血泪史，是一部饱受歧视、凌辱和迫害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抗争史，是被迫害者反抗迫害的历史。
（三）
清代回族起义的历史，是非常悲壮的，也是异常惨烈的。清代一系列的回族起义，沉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同时也给回族带来了灭顶之灾，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这里，我们以同治年间的回族起义为例。据曹树基所著《中国人口史》一书推算，此次起义前的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省(当时的甘肃省包括今天青海和宁夏部分地区)人口总数约为1945.9万，起义结束后的光绪六年(1880年)，全省人口仅存495.5万，人口损失1450.4万。此次甘肃损失（包括死亡和逃亡）的人口，既有回族，也包括其他民族。当时的河州，是回族聚居区。河州人口的损失，最能说明这次起义中回族付出的惨重代价。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推算，咸丰十一年，河州人口为75.4万；回族起义结束后，只剩下21.5万，起义中人口损失多达53.9万，起义后剩余人口约占起义前人口的28.5％。在当时的甘肃，屠城、屠镇、屠村的事屡屡发生。
回族起义中，回族以及整个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计算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命的代价，还有经济和社会的代价。起义及统治者对起义的镇压，给社会造成的创伤需要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修复。更重要的还是起义失败之后，沉淀在社会心理上痛苦记忆，会通过人们的口述心记，代代相传，变成一个民族乃至一个社会永恒的痛苦记忆。可以说，有清一代，回族受尽了苦难，特别是同治年间的回族起义失败之后，整个民族都走到了种族灭绝的边缘。
（四）
回族的历史，不同于一般少数民族的历史。回族的历史，过于波澜壮阔，过于惊心动魄。特别是回族的反清起义，可以说空前绝后。回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更是数不胜数，可以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来形容。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说，这是难得的素材。可是，为什么反映回族历史题材的作品特别少呢？我以为，除了回族本身作家少，优秀作家更少，无力用文学表现本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回族的历史，特别是回族起义的历史，在文学创作中是一个敏感的题材，很多作家顾虑重重，不敢涉猎。
回族起义题材的敏感之处，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宗教问题。如苏四十三起义的起因，就是教派纠纷，后来官府镇压，这才引起大规模的反清起义。在文学创作中，宗教历来是敏感题材，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带来消极后果，甚至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是民族问题。回族起义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中交织了太多的民族问题。如同治年间的回族起义，存在大量的回汉相残现象，给当地的回族和汉族，留下了久远的伤痛。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同样会产生消极后果，带来社会问题。
三是个别回族同胞的主观认识问题。历史上，回族人民饱受歧视、凌辱和损害，使一些回族同胞显得格外警惕，格外敏感，即使在一些小事上，有时也会反应强烈，正如喇敏智主席在《回惊天下》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爱“冲动”、“盲动”、“激动”、“乱动”。
可是，回族的历史不应该被埋没。让读者通过历史教科书了解回族的历史，是一条重要途径。但更，对广大读者来说，重要的途径是通过文学作品了解历史。文学作品是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的读物，因此也是老少咸宜的读物。很多人的历史知识，是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的。对非专业的读者，特别是学历层次不高的读者来说，更是如此。
至于回族历史题材的敏感性，我想，作为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应该能够客观、公正、艺术地处理这些问题，创作出各民族都能认可的作品。我是一位汉族作者。我想朝这个方向努力，更想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回族同胞的理解和支持。在创作《回惊天下》时，我曾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那就是“三个满意”，即作品让回族朋友满意，让各级政府满意，让广大读者满意。这“三个满意”的目标，定得太高了，我可能做不到，但我愿意去努力，至少写出回族朋友喜欢的作品来。
我创作《回惊天下》，不仅是希望人们通过阅读作品，认识回族的历史，了解回族经受的苦难，更重要的是想表现回族反抗清王朝残暴统治的悲壮历程，通过典型人物和特定的情节，展示回族先辈为民族的生存和信仰自由而浴血奋战的精神风貌，同时引导人们更加珍惜和平环境的来之不易，呵护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我计划以《天倾西北》为总书名，创作三部反映回族起义的长篇小说。第一部《回惊天下》，反映顺治年间的米喇印、丁国栋起义；第二部《魂断关山》（暂名），反映乾隆年间的苏四十三起义；第三部《血祭高原》（暂名），反映同治年间的回族起义。通过这三部书，比较集中地反映回族在清代的历史，反映他们为了民族的生存和信仰自由而抗争的精神。
我以《天倾西北》为总书名，有着自己的独特考虑，也就是说，是有特别寓意的。《淮南子·天文训》中说：“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在这里，我用文学语言，将回族比作西北的天柱之一，谁要是折断这根天柱，天就会倾斜，日月星辰就会移位。清代回族起义的历史，就是最好的佐证。
为了写好这三部书，我先后搜集和查阅了数以千万字的史料，其中包括地方文献和宫廷档案。对伊斯兰教的发历史、基本教义，也进行了深入学习。对起义发生地和重要的古战场，进行了多次考察。对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的历史、习俗、礼仪、禁忌和民族心理，作了深入了解。对诸如穆斯林常用经名、回族姓名的历史演变、穆斯林常用口语、回族族内婚姻制度、穆斯林丧葬知识等等，也作了专题探讨。
《回惊天下》的书稿完成以后，我和出版社又邀请了十多位回族专家学者，对书稿进行了认真审读。根据大家的意见，我又对书稿做了反复修改。在创作中，我始终把握一点，那就是站在被凌辱、迫害和杀戮的人民一边，用文学特有的语言，尽可能真实地表现相关的历史事件，细致地刻画人物性格，努力做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历史逻辑与艺术逻辑的统一，生活逻辑与性格逻辑的统一。
《回惊天下》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再说，读者面对作品，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如莎士比亚所说，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恳请各位来宾和朋友，以及广大读者，对《回惊天下》提出批评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改，同时作为创作《魂断关山》和《血祭高原》的重要参考。
（转自：中穆网）